很久以来我也一直在想你的这些问题——我要做什么？我喜欢什么？我适合什么？无论怎么想，都没有一个结果，于是我把他们放到一边不管了。昨天正好看了《
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，里面谈到轻和重的问题，突然意识到我原来一直寻找的都是“轻”。“轻”是一种自由无拘束的感觉，只有自由了，我们才有权力去问“我要做什么”，否则我只能说“我必须做什么”，那则是“重”。一般人可能对“轻”更加偏爱，因为那代表着自由，自由难道不好吗？自由是多么褒义的一个词啊，这是任何一个革命者用来煽动群众所必不可少的一个词汇，甚至有些英雄喊出了“不自由毋宁死”的最强音。自由，已经同生命的最高价值联系在了一起，超越了死亡的恐惧。
可是若真的给了你自由、绝对的自由，又会怎么样呢？我没有那种经历，只能用近似的情况来说明。当我小学过暑假的时候，刚开始都会很高兴，对自己说，“哥们，你终于自由了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再也不用去听那个黄脸婆讲课了，再也不用每天6点钟就被迫从香甜的美梦中被该死的闹钟吵醒了，我可以每天跟好朋友一起玩游戏机，这生活多么美妙！”刚开始的时候是这个样子，确实很开心，很自由。可是好景不长，过了一个月之后，我就会觉得暑假简直无聊。我是可以不用上学了，可是不上学也就不能天天和小伙伴见面，孤独让我度日如年。我也是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，可是我玩够了游戏机还能做什么呢？不知道了。我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消磨时间的办法。于是我开始怀念学校里的日子，开始有点想那个凶凶的黄脸婆，开始给那些受压迫的日子蒙上一层玫瑰色的面纱。这时我突然发现，人是这样一种下贱的动物，当你没有自由的时候，你向往自由。而当给了你自由的时候，你又不知道怎么用它，开始怀念起来那些受奴役的日子来了。
自由固然令人向往，但是能够承受现实的压力也是一种能力，这是米兰昆德拉给我的启示。面对生活的重压，我们有几种态度，一是去诅咒它，说出它种种的不是，然后逃避生活；二是嘴里骂着生活的不公，行动上却只有向它低头，按照现实的规律行事；三是勇敢的面对生活，把一切都当作本应如此，面对现实然后用现实世界的规则来打败压在自己头顶的重物。长久以来我都是第一种人，但是生活让我变成了第二种人，米兰昆德拉则告诉我还有第三种人。与其毫无作用的批判，不如踏踏实实的苦干。我开始敬佩那些从前在我眼里缺乏思想、没有人文关怀的现实主义者了，也许他们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我苦苦寻找才找到的真正的道路。
生活对切格瓦拉来说就是不断的战斗，对每个人来说也是如此。我们的一生就是不断的与矛盾交战的一生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，如果没有了那个我们要去征服的敌人，那么我们自己也许就虚无了。基督教是压在西方人头上1000多年的枷锁，尼采勇敢的喊出“上帝死了”，之后发生了什么？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出现了一个真空，他们就像一艘小船漂法在看不到岸的大海上，找不到方向也不能靠岸，只有永远的漂泊下去。这就是因为压在他们身上的石头突然消失了，他们不知道生活除了去搬掉那块石头还能干什么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们确实应该去爱我们的敌人，不是因为我们的慈悲，而是因为失去了他们我们也无法存在。
